中央重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央重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如何应对全球产业链重构

中国入世近20年来，制造业产业链虽已深深地嵌入了全球产业链之中，成为所谓的“世界工厂”，但总体来讲，中国制造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下端。最近召开的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助力保就业保民生被重点提及。

面对国际政经环境的变化以及产业格局的调整，中国制造业如何面对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国制造业如何在疫后新格局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何在新的国际格局变化之中，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7月30日晚，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华夏幸福(17.190, -0.14, -0.81%)研究院院长、原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与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一起在直播间探讨了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话题。

　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

从2017年底到2018年初开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彼时，中美贸易战开打。不管是在中国的外资企业还是本土的内资企业都面临着一个选择，就是产能要继续放在中国本土还是要转移出去？

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原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认为，这样的产业转移事实上可以追溯到更早，也就是2012、2013年就已开始。他举了韩国三星的例子：三星的产能原本主要在中国的天津、深圳、东莞，2019年，已在越南建立了8个生产基地。

内资企业同样如此。顾强目前所在的机构华夏幸福是国内知名的产业园区运营商，他们在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均有产业园区项目。他透露说，在2018年前，华夏幸福这些海外的产业园招商还是个难题，但在这之后，很多中国企业自主选择这些地区投资。

中制智库研究院院长新望博士则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开始时间往前推了更多，他认为，2008年以来，欧美各国开始重新重视制造业，提出再工业化，让制造业回归，这已是产业链重构的开始。中美贸易战尤其是新冠疫情令全球产业链调整加速。

新望博士认为，目前全球产业链进入到了一个剧烈动荡和剧烈变化的时期。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全球产业链出现了区域化和内链化，产业链的稳健性和安全性成为各国制造业布局首要考虑的因素。顾强同样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大国博弈叠加上新冠疫情，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构进一步提速，或者会有新的趋势和新的特点。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这两年去美国调研发现，美国城市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分化。他的研究发现，这其实是各国都面临的问题，就是全球各国区域间都发生了分化，美国发生分化，日本发生分化，澳大利亚都发生了分化，中国也发生了分化。

倪鹏飞表示，这个分化是由于全球产业链调整导致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衰落和沿海地区的崛起都是全球产业链调整的结果。美国同样如此，硅谷靠着全球产业链技术发展起来了，但底特律这些制造业城市就衰退了，这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和追逐经济规律的自然现象。

　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特点

过去全球化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产品的分工，全球化其实就是在产品分工基础上进行的。2000年之后，世界的分工呈现新趋势，产品内分工具体来说就是一个产品分成很多环节、很多片段，以效率高低来决定生产地点。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刘志彪认为，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新冠疫情使得整个全球化的前述产品分工基础发生了一定变化。“用我的话说，（就是）产品分工协调机制受到了一定的动摇。”

在刘志彪看来，这个动摇最主要的表现，第一，是过去的跨国家边界，跨越世界上很多的区域的一种全球范围的大分工，其协调机制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挑战；第二，种族歧视、民粹主义、民主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政治基础的动摇。

具体而言，刘志彪解释说，未来的全球分工，过去那种理论基础，实践基础都已经发生了动摇。未来的产业发展更多的不仅要考虑效率，可能还要考虑安全性。跨国公司可能要在产业安全跟经济效率之间进行决策，这个决策当中会达到一种平衡。

这个动摇可能包括所谓的逆全球化。刘志彪分析说，种族歧视、民粹主义、民主主义等逆全球化浪潮不是哪个国家或哪个个人及组织可以改变的。这就动摇了国家政府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尤其是政治基础发生了比较大的动摇。

刘志彪以美国对全球产业链重组的三个目标为例解释此。根据美国政府公开的目标，第一是推动制造业回归，从奥巴马就开始，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快，但是有效的；第二是推动美加墨自贸区建设；第三是中美贸易战以来，推动中国因素多元化的问题。

其中，所谓的推动中国因素多元化，事实上就是把过去比较多的放在中国的价值链的环节移到亚洲其他地区，移到中南美去，这样使美国的供应链不过分得依赖中国。这必然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变化，“我将其称为叫内向化。”刘志彪说。

在他看来，这个内向化意味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会朝两个方向进行变动：

一是从纵向来看，全球产业链过去拉得比较长，现在在缩短。就原来分包给不同的国家和企业生产，以各种生产工序作为分工环节的全球分工，会逐步回归到跨国公司内部或者跨国公司控制范围之内的区域当中去。

二是从横向来看，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变化趋势会落实在一个区域当中。就是说原先被分出去的产业分布在全球各地，现在又要回归即落实在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自主可控，落实在他临近的国家边界或者国家内部的环节。

关于全球产业链的未来，刘志彪总结说，全球分布产业链可能变成全球产业集群，就是全球产业链集群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之一。因为过去的全球化形式也在发生变化，最早就是出口导向，未来中国的全球化形式可能要利用内需，利用内需来进行全球化。

　应对：从防风险到补短板

根据刘志彪的判断，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对中国的影响在于，一是绝大部分产业不可能移走，中国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优势；二是只要能够把营商环境不断优化，中国仍然是吸收外资、吸收跨国公司重要的热土，仍然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面对这样一个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中国应该怎么办？中央已经提出来，要以内需为主，逐渐建立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中共十九大也提出，要建设若干个世界先进制造集群的设想。十九届四中全会也提出要提高基础产业能力和产业链的现代化。

这其中，就包括：要在中国的粤港澳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以及成渝地区打造规模上千、上万亿的新型产业集群。刘志彪认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未来很重要的产业政策，在区域分布上考虑就是要支持全球产业链集群的发展。

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其中，补短板已经多次提及，主要是在卡脖子的领域如芯片制造等方面；而锻长板是首次提出，指的是优势产业类似5G、互联网等进一步加强。

刘志彪认为，要实行对内开放。只有对内开放才能形成国内大市场，中国过去发展都是利用全球化市场，利用发达国家市场，现在逆全球化下无法利用的情况下，应该高度重视国内市场。既然要形成国内经济循环为主，就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在华夏幸福研究院院长、原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顾强看来，以国内循环为主，内外循环互促的新格局，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是全新的发展环境。在这个新的环境之下有很多新的变革，要求中国制造业来加速转型升级，包括五个方面的变革要求——

第一个是技术变革，所谓的智能化。在新一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进入到了一个万物互联，万物智慧，万物智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技术变革背景下，新的要素是数据，新的基建是算力，新的内燃机是算法。

第二是产业结构的变革，服务化。服务化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的方向，全球一些著名的制造业公司，主要是靠全球化生产，更多是靠他的定制化、服务化，提供运维服务、提供金融服务、提供咨询服务、提供解决方案这样的方向。

第三是中国产业特别制造业的空间的重构。最重要的趋势，就是都市圈化和地方化。以上海都市圈为例，可以看到制造体系之间的协同以及空间的重构，也可以看到在一个都市圈内部有内循环体系，还可以看到一部分是周围中心外循环的产业体系。

第四是地方化都市圈化之下的产业生态变革。生产要素可以集聚到某一个地方，它能不能实现在一个地方的沉淀，在沉淀之后能不能实现升级，能不能形成更完善的产业生态，在这个生态之下实现这个产业在价值链上的跃迁和提升。答案是肯定的。

第五是规则的变革。对中国的制造业而言，无论内循环还是内外双循环还是外循环，这三种循环都会长期存在，只是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内循环为主，在某一个阶段外循环可能会提速，会有新的契机。无论如何，这些变革都要求中国的产业去实现转型升级。

背景资料——

“美好制造”中国制造大讲堂由中制智库和新浪财经、工信部华信研究院联合出品，香港城市大学EMBA（中文）协办、学术支持。采用云端座谈、线上交流的形式，每期课堂邀请政商学媒等专业人士，从不同的角度为当下经济发展和制造业走势带来精彩的解读。